十几年前，当中国读者捧着尼葛洛·庞蒂那本说得天花乱坠的《数字化生存》；当大大小小的张朝阳们在北京乃至纽约，对着各色风险投资者或基金讲述神奇的“中国梦”；当时尚媒体和广告商不约而同喊出蛊惑人心的“网络就是新生活”时，恐怕没有几个有理智的人能真正确信：互联网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中国内地的资讯与传媒工业格局。

　　以新近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为例，要是换在四年前，类似这种全球性的重大赛事，资讯发布的主流平台排序应该是电视、体育报纸、一般性报刊的特刊和增刊，以及网络资讯。但现在，这个排序大约已变成了电视、网络——网络虽排在第二位，但影响力已几乎和电视并驾齐驱，然后才是体育报纸、一般性报刊的特刊和增刊……传统的文字与资讯的载体，尤其是纸媒体，正在告别以往还算小康的日子。这本是我从多年作纸媒编辑，以及这些年为近百家媒体撰稿体验的比对中所得到的一个粗浅印象，不久前却因新获知的某些著名媒体的经营业绩，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证。

　　不仅仅是媒体影响力和运作格局的改变。当社会的资讯与人文消费，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进入到“全民网络”的时段后，人们阅读与思考所遭遇的侵蚀性挑战是全方位的。伴之而来的，还有文字资讯含金量的贬值，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步幅的变速与退步。这种巨大的挑战和改变，尤其集中发生在以下诸层面：

　　对知识、思想和阅读的“注水”

　　由纸本文字到文字的电子文本，信息传播和阅读接收方式的改变，固然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更加多元、更趋自由、神奇的人文空间，但同时也削弱甚至取缔了数千年来，人类固有的对文字信息发布的审慎。知识、思想和阅读作为具体的、与“文明生成”有关的“行为”，在发生中因各种原因出现注水和扭曲，在过去的千百年(尤其是某些反常历史时期)里未必没有，但一个社会能像今天这样，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容忍文字传递性情、幼稚和缺乏理智的信息，怕还是互联网走进我们的生活以后。

　　信息科技的发展正开始把过去人们理想中“多元”文明模式，偷换成商品化的塑料糖果。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接受资讯的方式只来自网络(比如一些去了海外的关注文化的读者，由于文字和翻译上的局限，他们能获取汉语信息最便利的条件只能是上网)，那将会发生什么？新闻、小说、诗歌、学术、历史典籍、形形色色的道听途说……它们在门户网站和私人空间里可谓应有尽有。但网上新闻，核实机制比传统媒体要简陋得多；网上小说大多是书商们运作的畅销书，在内容格调和文学质素两方面，都有着流俗、媚俗和文字稀释化的趋势；太多关于诗歌乃至历史的信息，都经过市井的或扭曲的眼光捕捉与放大……

　　有的人会说，幸好我们现在获取资讯的途径还不单纯是依赖于网络；也幸好我们比那些脱离了母体文化的同胞们更多些运用汉语资源的便利。就算如此吧。但是，对比着回想一下你十年前和此刻用于阅读纸本读物上的时间，就会发现这种庆幸的可能性其实正处于被无限的蚕食与缩小之中。举个现成的例子：有太多人在上网后，查询资料首先想到的百度、谷歌、搜狗之类的搜索引擎，而不是过去的百科全书和原始典籍。这种释疑方式的转变，用来应付一般的、近时的疑难，或许勉强能做到保险；可一旦用来搜求源流性信息与典籍片断，电子版本单是因“录入”环节所造成的漏洞，便已称得上蔚为大观。何况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无论熟不熟悉媒体王国的运作，多少也都知道网络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媒体的，而媒体无论种类如何，其对生活原貌的“矫饰”与“改写”功能是始终存在的。

　　与此同时，人们却又不得不百感交集地承认：在今天，拥有“新兴媒体”身份的网络，同时也已成为全世界每个讲汉语的人，每天所能共享的最大一块母语资讯平台，甚至可以说是“汉字版的文明资源平台”。在这种前提下，汉语文化群、读者群日渐形成一种依赖于网络的阅读习惯，将是不可避免的。当知识的源流可疑、思想的源头可疑、网络文化所培养出来的性情式阅读习惯也可疑的时候，谁又能担保我们对许多事物、事务的判断还能保持一种“基本的准确与可靠”？而在这疑虑重重的氛围下，那些精彩的思想，无论是它们的诞生还是被受众接受，其难度都要比没有电脑的年代增多了无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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